論 資 訊 科 技 與 中 文 教 學
一. 引論
人類文明的進步，造成信息流通量的大增。信息爆炸（information Explosion）的形態，伴隨資訊科技的發展，帶領世界踏入全新的資訊時代。這個時代讓我們在“思考問題的方式、組織資料的能力、對行為的估計”都與傳統的表現不同，它令我們對“世界的認識和事物的感受之能力產生革命性的轉變” （Alvin Toffler, 1980）。這種轉變，沖擊了社會的各個領域，無疑也沖擊了教育領域。當然也影響了傳統的中文教學。
我們所處的時代，是以資訊科技的發展作為標誌。而所謂的資訊科技，是指資訊的獲取、傳遞、再生和利用等相關科技，通常是指以微電子技術、通訊技術和電腦技術形成的綜合科技（陳琦．劉儒德，1997）。而事實上，資訊的產生、傳遞、獲取，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語言這一載體。在華人的社會裡，特別是以漢語為母語的社會裡，中文無疑是這一載體的最佳體現形式。因此中文及中文教學在資訊時代的重要性依然是勿容置疑。
二.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中文教學
從表面上看，資訊科技與中文教學的關係，是一種手段與內容的關係。但實際上，資訊科技帶給中文教學的意義遠非如此簡單。
(１.)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中文教學的目標
在資訊爆炸的社會裡，知識量呈幾何級數的倍增狀態。就傳統的教學仍以“傳遞文化知識”為目的而言，人類在學校的時間同樣也要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增加，以人類有限的生命言之，人類將只能“繼承”而無法“發展”社會的文明。這顯然是一種可悲的結果。我們提倡“終身學習”，但不是提倡“終身”在校學習。因此，如何因應時代，改變和明確我們的教育教學目的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。
中文教學的過程，實際上包括了中文知識的教學、中文應用的教學兩大環節。前者涉及認知、記憶等低層次的心理能力，屬資訊接收、獲取的存儲過程；後者則涉及思考、應用、創造等較高層次的心理能力，屬資訊再生、利用的處理過程。這個過程的目的，是要讓學習者能及時適應社會的需求，更準確地接受、理解資訊，同時也要讓學習者能熟練應用中文準確地描述、產生和傳遞資訊，能應用、再生並創造相應的資訊。換句話言之，中文教學必須令學習者的中文能力足以應付學習、生存、發展的需求。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，知識的處理應用能力遠遠比知識的存儲學習能力來得重要（黃炳煌，1985）。事實上，資訊科技用超凡的存儲容量、快速的運算能力之電腦形成的數據庫系統，足以讓人腦從簡單
的描述性、程序性 (procedural knowledge)的知識記憶中解放出來(何萬貫，1999.)。因此，人類的學習，己不再是純粹的知識接受、理解、記憶的過程，而是更多的強調培養思維能力、自學能力、創新能力的學習過程。這一點在教統局的《與時並進．善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．五年策略》的報告中亦明確指出“我們須協助學生了解資訊科技對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廣泛影響，培養更高層次的思維技巧，掌握處理資訊（尋找、評估、組織和表達）的全盤方法，並養成終生學習的習慣，使學生能夠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仍能佔盡優勢。”(教統局，1998)。同樣的，資訊時代的中文教學，其重點顯然也必須從知識的傳授轉變為應用能力、思維能力的培養上來。
提高聽、說、讀、寫的能力，一直是中文應用教學過程的培養目標。雖然在實際的教學中，對四個能力會有所側重，未曾加以規範；但在理論上或政策上的描述，卻常是齊頭並進、不分伯仲。只是從資訊的層面分析，聽、讀是屬於資訊接收獲取的過程，它的信息源在人腦的外部，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外在輔助手段加以分解、闡釋，然後再組合到人們己有的知識結構中。說、寫是資訊再生利用的處理過程，它的信息源在人腦的內部，人們必須通過自身的思維能力進行綜合、創造，然後再輸出傳遞給其他人（尚明，1999）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要更好地達到培養思維能力和應用能力之目的，中文教學的過程，就要結合應用的目標，充分利用資訊科技的力量，由說、寫入手，掌握處理資訊的技巧，以求提綱挈領，全面發展。
資訊科技的發展，逐步形成了全球一體化、國家無彊界的跨種族、跨地區的經濟、文化氣氛。這種情況，在交流和促進發展的同時，亦造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軟侵略與軟侵蝕。它無疑造成了中文教學的困擾。這種困擾在曾長期處在殖民統治下的香港特別嚴重。人們對中文在社會交流中的工具角色和地位表示懷疑，因此對中文教學的目標更存在不同的看法（教統會，1994）。但無論是何種看法，若要保存和發揚一種獨特的語言文化傳統，最根本的方法是讓這種語言參與資訊流通。中文的應用，若無法體現和應用在資訊科技發展的過程，則中文教學的定義將只能局限在文學欣賞、藝術欣賞的範疇中；而中文作為思維與交流工具的作用將逐步消失，它將成為、也只能夠成為地球村的一種方言而不是一種文化。因此，中文教學之目的應該是讓學習者適應社會，應用中文參與資訊的流通。這是中文教學在資訊時代對教學目的、教學目標最根本的反思。
(２.) 資訊科技發展與中文教學的內容及形式
資訊科技給中文教學的內容在形式上帶來多樣選擇：多媒體的豐富表現力使中文內容更形象和具體；網絡中文教學的形式跨越學校的界限，使教學活動範圍從狹窄的教室擴展至全世界，令學習的過程更加自由、更富想像；電腦排版和印刷技術系統，令中文教科書美侖美奐。電腦輔助教學（CAI.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）系統和智慧型電腦輔助教學（ICAI. Intelligent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）系統的導入（饒達欽，1990），更挑戰了傳統的教學模式，引起“範式轉向”的變革（教統局，1998），令中文教學以教師主導的單一活動過程，轉變為學生主導、師生互動、學生互動、人機互動的多樣活動過程。如此種種。雖然內容決定形式，但形式亦會反過來影響內容。如何選擇內容，使其與形式統一，令教學更具效率，便是資訊科技的發展帶給中文教學的一個革命性問題。不僅如此，知識量爆炸，也給有限時間內的學習內容之選擇帶來極大的困難。
無論如何，資訊時代的中文教材內容之選擇與編排，必須符合心理學的認知原則，注意相關知識聯繫，強調知識的系統結構，講究教學過程的學習遷移（黃炳煌，1999），讓學生能夠通過有限的課文學習，熟悉並掌握中文的基礎知識，在學習和生活中能加以應用。而按此編排教學內容，也有利於應用機械性和邏輯性特點突出的資訊科技進行教學。因此，分析中文知識本身內在的系統關係與結構原理，便是中文教材內容選擇之前必須明白的一件重要事情。
中文知識能力實際可以分為基礎內容、知識處理、能力應用的三部份。也就是說可將中文知識系統以三維結構的方式進行架設。其中，基礎內容包括語音、詞彙、語法、修辭、邏輯、篇章；知識處理包括認知、理解、記憶、思維、評價；能力應用包括聽、說、讀、寫（何文勝，1996）。以這種理念對中文教材進行分析定位後，我們可以參照教學目標，結合「單元教學」的組織模式編排教材內容。令教學內容具有結構性、系統性、序列性，以及可組合性的特點，適應資訊科技下的整合教學，更可有效借助CAI或 ICAI系統，提高教學效率；更重要的是，隨著資訊科技的深入運用，「單元教學」的觀念己發生改變，不再是“以文體統領範文”的單元組合，而是強調“以語文能力的訓練作為單元的綱領”的內容編排。換言之，“語文教學不再被教材（範文）牽引，而是以語文的能力及應用為綱領。”（歐陽汝穎，1997.）。事實上，作為多種教材形式之一的中文教科書，其編排方式也已逐步由傳統式向傳意式轉變，更多地強調中文的應用功能，以活動為中心，鼓勵通過小組形式進行學習（張永德，1999）。我們相信，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發展和應用的普及，更多的改變會在中文教學的內容及形式上出現。
(３.) 資訊科技發展與中文教學的手段
電腦自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首度問世以來，即掀起科技文明的風暴，被譽為「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」。然而電腦在教學上的應用，卻是始於六十年代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柏拉圖(PLATO)系統。但當時受限於電腦體積龐大、成本高昂，應用並不普遍。（王立行，1991）。一九七五年微電腦的降臨，不但使電腦不再是鎖在科學實驗室中深不可測的龐然怪物，也使電腦輔助教學的應用成為可能。再加上一九八三年電腦光碟的問世，使資料的儲存和轉移、軟體的設計和應用更為有效，資訊科技作為一種手段應用於教育教學的熱潮便席捲全球。（李文瑞等譯，1995）。
香港利用資訊科技參與中文教學的浪潮，真正始於一九九七年特首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公布有關資訊科技的策略後（教統局，1998）。而事實上，目前的資訊科技己在許多方面豐富了中文教學的手段，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，加強了中文教師的講解能力。
以往的中文教學過程中，文章的講解常帶有很大的主觀性。特別是在作者的意境描述講解上，教師的閱歷、想像力、語言能力都會影響其傳遞文中意境的準確性。但通過資訊科技的多媒體影像，便可以將文章的意境具體地再現出來。例如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這篇課文，作者以豐富的想像力、優美的文筆，通過煤屑路、楊柳、月亮、荷花、青霧、遠山等等細節的描述，構造出了一幅美麗的荷塘月夜圖。這一切我們都可以通過電腦的虛擬功能，讓學生觀看並感受其特別的意境（何萬貫，1999）。這種方式無疑使中文教學更加生動具體，也有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。
在寫作教學中，借助中文輸入法的機械性，規範學生的寫作文字。既可讓學生間接地學習到文字的結構或正確的發音，更可達到準確用字、用詞之目的。目前，人們已發明了十多種漢字的輸入方法，既可以通過鍵盤輸入，還可通過語音和手寫輸入（胡禮和，1998.參見何萬貫，1999）。一般情況，學生錯字的類別主要有形錯、音錯、筆劃增減錯等。而某些中文鍵盤輸入法的取碼方式，忽略了中間筆劃或細節筆劃的意義，無疑就降低了學生寫作中該類文字筆劃增減出錯的概率。而其他的中文語音或手寫輸入法，更是要求較正確的發音或較正確的筆劃結構才能夠輸入，這同樣也會降低學生在作文中的形錯字、音錯字的比率。另外，在大部分通用的輸入法軟件裡，其中文用字也相對謹慎和標準，這同樣也可限制學生在作文中時常出現的口語化用字傾向。再加上輸入法的相關字、詞庫的功能，有利於學生的遣詞造句。這些手段，形式上可提升學生文章用字的正確性，實質上更可以樹立學生的寫作信心和興趣。因為讓電腦糾正錯誤，遠比讓教師糾正錯誤的挫折感小（王立行，1991）；而且，通過電腦打印出來的文章，卷面整潔，在心理上容易令人產生愉快感和成就感。
中文網絡教學的手段亦是資訊科技下的產物。它使教學不受時間、空間的限制，更靈活、更具針對性。例如中大何萬貫教授等推行的「小作家網上培訓計劃」，利用網頁空間，設立「文章展覽館」、「交流館」，展示參加「小作家網上培訓計劃」會員的作品，徵集訪客的意見，教師與學生之間藉著「對話溝通」 （hermeneutic dialogue）（何萬貫ˍ文二，1999），加強思想交流，實現師生「互動」、學生「互動」、「模擬式」(simulation)的教學方式（王立行，1991）。這正是其他教學媒體所無法做到的，也是傳統教學中最欠缺的有效方法。
在說、寫教學中，看圖說話、看圖寫故事是較傳統的方式。但這種方式若結合資訊科技進行，則其效果將絕非與往同日而語。電腦擅長的多媒體表現，能讓學生在模擬的環境下，以言語學習的互動方式強化訓練。更可以借助錄音、錄影結合畫面字幕等手段，將言語模式轉換成語言模式，看圖寫故事變化成“看圖聽音寫話”，真正體現“我手寫我口”的教學法妙諦。
資訊科技在中文教學上的應用越來越普遍，教師、學生、社會人士也逐步從中體驗到資訊科技的優勢，特別是在“終身學習”的時代需求中，更加體驗到其不可抹煞的優勢。事實上，資訊科技的發展，帶給中文教學的手段，遠非上述的那麼一些，它有、並且將會有更多更多‥‥‥。
三. 資訊科技在中文教學應用中的實際制約
在資訊科技教學實施的過程中，有「教師帶動」、「軟件帶動」和「硬件帶動」等三個方面的動力來源 (鍾宇平, 1998. 參見何萬貫，1999)。除此之外，尚應考慮政府政策帶動的因素。就如前文提到的，資訊科技在香港中文教學的應用，真正的推動力便是行政長官1997年的《施政報告》。
就「教師帶動」的方面看，目前教師的勞動負荷偏重，制約了的動力來源。教師平均每周的教節數都在三十以上，再加最費時的作文批改，教師根本無充沛的精力學習新科技知識，當然便談不上良好的應用。就這一點制約而言，應該引起相關人士的重視，教育署、教統局更應該發出相關的指引文件以求解決問題。
另外，中文教學軟件方面的設計亦頗缺乏。撰寫一套高品質的中文科CAI課程軟體，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：(一)精通學科內容；(二)善用教學策
略；(三)熟識CAI編撰工具。目前符合同時集學科專家(content expert)、教學設計者(instructional designer)及程式設計師(computer programmer)於一身的人材可謂鳳毛麟角（王立行，1991）。再者，除部份公立或資助學校外，一些私立學校的電腦設備亦無法滿足教學的需求。這一些，無疑也造成了推行中文資訊教學的瓶頸制約。
資訊科技帶給中文教學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化，這是一個革命的過程，需要人們化心思去研究與探討。資訊科技不僅從手段上改變中文教學的方式，更在目標、內容、及思想方法上給中文教學帶來徹底的改變。而這種改變要取得理想的效果，必須整合政府政策、教師帶動、軟件設計、硬體配備等方面因素的力量到統一的目標上來。
參考書目:
中文版《第三波》，黃明堅譯，經濟日報社印行，臺北市，1981. 參見Pg135-181.
參見黃顯華《先河後海》序幕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. 參見Pg1-3
參見黃顯華．吳茂源．林安編輯《先河後海：中文科課程研究工作坊文集》。
8. 何文勝，《語文能力結構再探》，第三屆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國際研討會論文，1996
9. 教育統籌局《與時並進．善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．五年策略》1998年11月
http://www.info.gov.hk/emb/public/ it_1.html
10. 歐陽汝穎，演講主題「中國中學語文科課程組織的革新」．“創思薈萃－學
者談中學語文課程”演講會，1997年1月28日.
11.王立行，「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探討」。1991.
參見http://www.edu.tw:81/information/docs/iecai52/ba009.htm
12.Robert Heinich, Michael Molenda, James D. Russell.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the
New Technologies of Instruction. 1982.
中文版李文瑞等譯《教學媒體與教學新科技》，心理出版有限公司，臺灣．1995，參見Pg407-752
13. 饒達欽，《電腦與資訊教育》松崗電腦圖書資料股份有限公司，臺北，1990.